尽管写作《大国的兴衰》的保罗·肯尼迪有些夸张地认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但应当承认，中国制造对能源的高度依赖性正成为影响其持续能力的重要因素。而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所依赖的源源不断、廉价、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制造业工人也开始分化，那些认为只要保持民工的低工资就可以保持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幻想也因为“民工荒”的广泛出现而破灭。

　　与著名的“日本制造”相比，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冯飞认为中国制造存在四个方面的差距：第一，制造业技术基础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第二，中国的制造业增值率和利润率很低，在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中，有51％是加工贸易；第三，目前中国在部分关键原材料上依赖进口非常严重，如芯片及集成电路、汽车电子器件等；第四，中国目前缺乏具有国际品牌的大企业。

　　这些差距使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显得有些脆弱，也更易受到关联因素的牵扯，比如汇率。一度沉寂的“日本制造”清晰地讲述了这种轨迹：在1970年以前，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在360日元／美元的水平，1970年后，日元开始升值，而固定汇率制度亦一去不返。汇率上升是间接提高一国资金成本的方式，而当资金成本上升时，经济增长一般减慢，特别是在投资方面。但对居民来说有正面的财富效应，相对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更多的是通过服务业来满足，它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便更为明显，经济增长则从由工业带动转为由服务业带动。

　　其时的日本奇迹依然保留“武士精神”的身影，日本兴业银行前董事长腾泽义之评价说，“政府官员对一切事务英明的发号施令，我们则全盘接受并为之全力以赴。几十年来这种制度运转自如”，当“日本制造”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发展放缓之后，日本服务业的崛起成为趋势，尽管这个领域还存在严格的控制和过于沉重的津贴，但超过70％的税收贡献仍旧是日本经济最坚挺的支柱。

　　从“日本制造”到“日本服务”，邻国走过的模式在一个更多元、更注重全球分工的现实环境中很难得到真实的重现，“中国制造”参差不齐的产业规模难以通过集体无意识的过渡共同寻找到美丽新世界，但对于处于全球供应链之中的多数行业而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仍是目前看来可行的壮大之路，比如在竞争激烈的家电业。